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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中共二十大向世界传递大国外交的“中国声音”******
(中共二十大·观察)“变”与“不变”，中共二十大向世界传递大国外交的“中国声音”
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变”与“不变”，中共二十大向世界传递大国外交的“中国声音”
中新社记者 黄钰钦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下这句名言时，或许没有想到未来将在国际政治领域被多次引用。
当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挑战与希望并存，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成为一道全球性必答题。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 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给出的答案清晰而明确。
从中共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连续出现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中。这一源于中国传统天下观的理念因应时代之变，传递出中国在变局中的世界观。
“在百年变局中，一个大国的外交政策如何选择，对未来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指出，选择和平还是战争，选择开放还是封闭，选择合作还是对抗，直接关乎未来国际局势演变。
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命运与共”既是中国的世界观，也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缩影。从“一带一路”倡议搭建开放合作平台，到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应对现实问题，在轮船的鸣笛、在码头的装卸、在桥梁的建造、在工厂的轰鸣中，互联互通的全球合作网不断搭建，合作共赢的故事不断被讲述。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朱锋分析称，二十大报告明确给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答案，具有世界性意义，既表明中国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也传递出中国致力于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避免所谓大国竞争甚至冲突的陷阱。
资料图：2022年9月26日晚，北京长安街沿线国庆主题花坛亮灯，市民在参观军事博物馆前广场布置的“命运共同体”花坛。 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 摄作为观察中外未来互动方式的重要窗口，外界通过中共二十大报告发现，从“变”与“不变”的维度可以听到中国外交声音。
在报告中，无论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论是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还是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态度，都与中国在不同国际场合宣示的立场保持高度一致。
对此，高飞表示，在确定性成为稀缺品的世界变局中，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展现出中国重大外交政策上的一致性与连续性，将为处于变局中的世界注入难得的确定性。
与此同时，外界也注意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在提出后，被写入中共党代会报告。有评论指出，两个全球倡议，对应到国内正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思想，创新、开放、包容的全球治理方案，正是中国新发展理念的镜鉴。
“在百年变局中，中国外交政策需要应对时代的新挑战和新问题。”朱锋分析说，两个全球倡议写入中共二十大报告，既能看到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因应时势更新发展，也能看到中国同世界的深度融合。
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坚定选择一条道路的同时，也意味着对其余说“不”。在二十大报告中，中国不仅发出“要做什么”的主张，也对外传递出“不做什么”的鲜明态度：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
朱锋指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的主张和反对，是基于百年变局中世界权力分配结构改变的客观态势，站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角度，更好推动世界走向互惠包容、合作共赢。
“当世界站在十字路口，中国鲜明表达出要什么与不要什么，将与发展中国家一道促进国际体系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高飞进一步表示，清晰的答案让世界听见大国外交的“中国声音”，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完)
东西问·镇馆之宝丨陈梓生：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福州1月16日电 题：一千多年前，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专访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 中新社记者 龙敏  作为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其中一件波斯孔雀蓝釉陶瓶现馆藏于福建博物院。这是1965年从福州北郊莲花峰五代闽国国王王延钧妻子刘华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 让人好奇的是，这些孔雀蓝釉陶瓶是怎样的一种陶器？是如何从西亚波斯地区来到中国的？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陈梓生研究馆员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作了阐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作为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孔雀蓝釉陶瓶是如何发现的？这是怎样的一种陶器？ 陈梓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福建省博物馆(现名“福建博物院”)在福州市北郊莲花峰东宝山南坡，清理了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该墓早年被盗，大部分珍贵物品被洗劫，只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目前，这三件孔雀蓝釉瓶一件在福建博物院，一件在国家博物馆，另一件在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孔雀蓝釉陶瓶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器体都较硕大，器表均施蓝釉，造型特别，釉厚晶莹，胎厚质较松，断裂面呈淡红色，火候不高，属釉陶类。器形大小相近，均为敛口、鼓腹、小底，通高74.5厘米到78厘米。外腹壁是三组泥条堆成的幡幢状花纹，小腹为一道波浪纹。其中两件，肩颈部附三耳。 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孔雀蓝釉类器物，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权威专家推测，无论是器型还是材质，它都不太可能是中国古代窑口的产品，而是由西亚波斯地区传入的。 源自波斯的孔雀蓝釉陶瓶，因其具备特殊历史、文化、艺术价值，堪称福建博物院“镇馆之宝”，不仅对中外陶瓷交流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古老的中华民族与西亚地区人民通过海路友好往来的实物见证。2021年，孔雀蓝釉陶瓶还曾代表福建博物院亮相《国家宝藏》系列节目。  孔雀蓝釉陶瓶。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为何被认定为产于9世纪前后的西亚波斯地区？ 陈梓生：出土在五代闽国时期的刘华墓的孔雀蓝釉陶瓶不是中国的产品，而是舶来品。当时，闽国与南亚、西亚等地区都有商业往来，史书上记载：“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色类良多，价累千万。”显而易见，闽国的这些贡品中很多就是舶来品，带有浓厚的异国色彩。 从刘华墓的墓志铭得知，墓主人刘华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王刘隐之次女，于后梁贞明三年(公元917年)出嫁闽国，为闽王王延钧之妻，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卒。由此可知，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年代应为公元930年前之物。 根据史料，中国本土孔雀蓝釉出现的时间较晚，一般认为到明代正德以后即公元16世纪后才出现。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孔雀蓝青花鱼莲纹盘，年代在明成化年间；香港艺术馆藏蓝釉白花花卉大碟，年代也是明代。 再从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形、胎质和器表纹饰看，类似器物在伊朗、伊拉克等多地都有发现，且其与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伊斯兰式釉陶相一致。 因此，这三件陶瓶的产地应该是来自古代波斯地区。古代波斯，素以制陶著称，陶器外施釉，釉色有黄、青、蓝几种，尤其是淡蓝色釉最有特色。 波斯同中国很早就有友好往来，隋唐之后，关系尤为密切，贸易相当频繁。有关专家认为，这三件孔雀蓝釉陶瓶应是古代波斯产品，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大背景下，于公元930年前输入到中国。 刘华墓中还出土了三件石雕覆莲座。据专家推测，它们应该是三件孔雀蓝釉陶瓶的器座。在古代波斯，这类器皿常常用于盛油，为让器身稳定，波斯人往往将器底埋入地下。刘华墓中的孔雀蓝釉陶瓶，很可能是盛油做“长明灯”用的。该墓是石构墓室，地面也使用石板铺成，因此特别制作石雕覆莲座稳定器物。  五代十国时期闽国第三代君主王延钧之妻刘华墓清理出三件孔雀蓝釉陶瓶、三件石覆莲座和一组雕塑精美颇有盛唐遗风的陶俑。福建博物院供图中新社记者：这些精美的西亚陶器是如何来到中国的？ 陈梓生：这种孔雀蓝釉陶瓶并非西亚陶器流传到中国的孤例。福建省博物馆专家曾在泉州惠安螺阳镇凤旗山王潮墓调查时也有发现孔雀蓝釉陶片数片，其釉色、陶质和器胎厚薄均与福州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相一致。 王潮原名王审潮，五代十国之一闽国的奠基人，死于唐昭宗光化元年(公元898年)；刘华死于长兴元年(公元930年)，前后相距32年。从年代上看，在公元898年到公元930年，孔雀蓝釉陶瓶作为随葬品入葬，可能是闽国王公贵族的一种随葬礼仪或习俗。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这件孔雀蓝釉陶瓶，形体较大，而且陶瓷比较易碎，经不起多次辗转，应该是从伊朗直接运达福州。也就是说，孔雀蓝釉陶瓶是通过船载，沿着海路，从福州港进入闽国的。 自唐代以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逐渐衰微或中断，而“海上丝绸之路”运输能力跃居中西交通首位。当时，由于中国造船业发展以及海航技术的进步，唐代有一种叫“苍舶”的大船，长20丈，可载六七百人；还有一种叫“俞大娘”的海船，能载重至3万石。 在五代十国时期的东南沿海，福州港已经崛起。据薛能《送福建李大夫》一诗云，福州有“船到城添外国人”，反映了福州与海外通商的盛况。当时的福州港已是“波斯货”进入中国的转口贸易的重要港口。《全唐书》文献中亦记载，当时已经有商人经营波斯商品进入中国的贸易，而且在贸易中挣了很多的钱。 刘华墓发现孔雀蓝釉陶瓶之后，扬州、宁波、泉州、桂林和容县、广州等地也有类似器物发现。这些地区除了桂林和容县外，都是公元9世纪到10世纪中国重要的港口城市，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当时海路贸易经济的繁荣昌盛。  在福建博物院展厅展示的孔雀蓝釉陶瓶。吕明 摄中新社记者：孔雀蓝釉陶瓶的出土，见证了古代“海丝”的繁荣。如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推进，如何以古鉴今，让丝路精神薪火相传？ 陈梓生：孔雀蓝釉陶瓶具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是海外输入商品之一，也是中国与西亚地区人民友好往来的见证。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主阵地之一，其拥有的文物资源承载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人民的共同记忆，促进了沿线地区思想文化交流，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新形势下，博物馆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文物、展览引导观众回望辉煌的文明发展历程。  福建博物院外景。福建博物院供图福建博物院于2013年联合中国沿海七省45家博物馆，荟萃300多件文物精品，举办了“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品七省联展”。截至目前，该展已赴中国多个省市展出。 同时，为了让广大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丝绸之路”的千年风貌，我们以瓷器、丝绸服饰、茶、香料、动植物、食物、航海术、造船术为主题，研发了八大系列教育课程；在展览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科普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通过展览的举办和教育活动的开展，希望让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刻感受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丝绸之路”文化内涵和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陈梓生，研究馆员，福建博物院社会教育部主任，中国博物馆协会社教专委会副主任。长期从事博物馆社会教育工作，主要致力于博物馆公共教育及传播推广领域研究，主持并参与编写《文物故事——福建古代文明通识读本》《舌尖上的丝绸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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