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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题：领航新时代新征程新辉煌的坚强领导集体——党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纪实

　　新华社记者

　　走过百年光辉历程，迈上新的时代征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迎来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时刻——

　　2022年10月23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24人组成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选举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

　　奋楫正当时，扬帆再出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掌舵领航，开创复兴伟业

　　——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新时代新征程，赢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崇敬和拥戴，全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时光的表盘上，总有一些耀眼时刻，标注历史的进程。

　　2021年金秋，在中国共产党隆重庆祝建党100周年的热烈氛围中，我们党制定了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鲜明提出“两个确立”——

　　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这是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伟大变革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凝聚全党共同意志、表达人民共同心声。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重大战略部署，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以奋发有为的精神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历史，注定铭记下这伟大非凡的10年——

　　10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10年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10年来，坚持以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更加紧密，党内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10年来，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时代大潮同领袖人物总是相互造就，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总是交相激荡。

　　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复杂形势和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恢弘气魄、远见卓识、雄韬伟略，谋划国内外大局，统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及时提出重大战略，作出重大决策，部署重大任务，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充分展现了大党大国领袖的政治智慧、战略定力、使命担当、为民情怀、领导艺术，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和爱戴。

　　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揭示出深刻的历史结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寄托着热切的时代期盼：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要确保党的事业接续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保持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长期稳定。由经过历史检验、实践考验、斗争历练的党的核心、人民领袖、军队统帅继续掌舵领航，是党心所向、民心所盼、众望所归，也是党之大幸、国之大幸、军队之大幸、人民之大幸！

　　谁能带领人民实现强国目标，谁能带领人民推进复兴伟业，历史就会选择谁，人民就会拥护谁——

　　在选举党的二十大代表时，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在选举二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时，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在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时，习近平同志再次全票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一张张选票、一次次掌声，凝聚了全体代表和委员的共同意愿，体现了9600多万名党员对习近平总书记的衷心爱戴，反映了亿万人民紧跟伟大复兴领路人开创更加美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沧海横流显砥柱，万山磅礴看主峰。担负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奋勇前进，创造新的奇迹、夺取新的胜利。

　　高瞻远瞩，致力选贤任能

　　——着眼于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和国家长治久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谋划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提名工作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关键一程，面临的内外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放眼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

　　环顾国内，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应对的风险和挑战、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比以往更加错综复杂。

　　千秋伟业，关键在人。

　　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一个共同期盼，就是希望选出一个团结坚强、勇担重任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继续巩固成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和挑战，顺利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

　　如何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领航中国这艘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国内外对此高度关注。

　　根据党章规定，党的二十大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们党是一个拥有96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执政，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必须组成一个政治坚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奋发有为的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深谋远虑、意味深长。

　　宏阔视野擘画全局，深邃思考指引方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谋划下，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酝酿提名工作有序展开。

　　从2022年年初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酝酿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问题，认真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的意见。

　　大家一致赞成，在总结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有关做法的基础上，坚持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和“两委”人选考察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搞“海推”“海选”，采取谈话调研的方式，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组成人选，国务院领导成员人选，中央军委组成人选，以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党内新提拔人选等，在一定范围内面对面听取推荐意见和建议。

　　2022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进行专门研究，讨论通过了《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安排方案》。谈话调研和人选酝酿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下进行。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眼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着眼于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自我革命精神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着眼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极稳妥地选好配好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班子。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集团标准，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事业为上、公道正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严把政治关廉洁关，精准科学选人用人。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和实效。谈话调研重在集思广益、统一认识，不限定推荐人数，人选推荐票数作为参考，不简单以票取人。统筹考虑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根据干部条件、一贯表现和班子结构需要，研究提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

　　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要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

　　按照这些原则，中央提出了推荐人选应具备的条件：

　　政治坚定、对党忠诚，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领导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有改革创新和实事求是精神，坚持原则、敢于担当，斗争精神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正确的政绩观，工作业绩突出。

　　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派，心胸宽广，善于团结同志，牢记初心使命，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严守党的纪律和规矩，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廉洁自律准则，道德修养好，清正廉洁，在党内外有较高威信和良好形象。

　　在此基础上，根据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和中央领导机构建设的实际，参照往届做法，中央对推荐人选的范围、年龄和结构提出明确要求。

　　谈话调研中，大家一致认为，党中央关于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的原则旗帜鲜明、重点突出，人选的标准条件清晰明确、导向鲜明，推荐范围、年龄杠杠和结构要求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谋远虑、远见卓识。

　　科学民主，凝聚广泛共识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产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充分发扬民主、善于集中全党智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展现了百年大党选贤任能的显著优势和宝贵经验

　　2022年初夏清晨，北京中南海。

　　7点刚过，一位省部级领导干部早早来到这里，为一场严肃庄重的谈话作准备。前两天，他接到通知进京，来到中南海之后，才知道谈话调研的内容。

　　在候谈室，他仔细阅读着摆在桌上的几份材料：《谈话调研有关安排》《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员同志名册》《正省部级党员领导干部名册》……

　　早上9点，谈话正式开始。中央领导同志与参加谈话同志面对面交流，认真听取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意见建议。

　　这是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工作谈话调研中的生动一幕。

　　从2022年4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专门安排时间，分别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谈话，充分听取意见，前后谈了30人。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安排，2022年4月至7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分别听取了现任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其他党员领导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正部级单位党员主要负责同志，省区市党政正职，军队各战区司令员、政委等主官和其他十九届中央委员共283人的意见。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分别听取了现任正战区职领导同志和军委机关战区级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共35人对中央军委人选的意见。

　　通过谈话调研、听取意见、反复酝酿、会议决定等程序，逐步酝酿产生中央领导机构人选。整个人选产生过程，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的不断完善，展现了我们党的成熟自信和博大胸襟。

　　这一过程，是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机统一的过程——

　　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产生，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

　　选人用人，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把好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领导和民主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两者不能偏废，决不能简单以票取人”，“建党一百年了，我们党有丰富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体制，选人用人标准、程序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是完善成熟的”。

　　参加谈话调研的同志纷纷表示，中央领导同志投入这么多宝贵时间和精力，在这么大范围充分听取意见，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选好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我们的高度信任，内心很感动、也很激动，一定认真负责、实事求是谈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整个谈话过程不限时间，也不限定推荐人数，怎么想就怎么谈，考虑多少就谈多少，认为谁优秀谁胜任就推荐谁，包括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都可以谈。”一名谈话对象感慨地说，“这样的谈话氛围很宽松，提前看材料、思考准备的时间也很充分，我们都敞开心扉，坦诚地谈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

　　有的同志在候谈室反复阅看材料，拟好谈话提纲；有的同志不仅推荐人选，还详细介绍人选的表现和事例；有的同志在谈话结束后，又通过打电话、写信等方式补充意见……

　　用人得当，贵乎得法。大家对这次谈话调研给予充分肯定，一致认为，对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的酝酿不搞“海推”“海选”，采取谈话调研、面对面听取意见的方式非常好，反映的意见更全面、更真实，是更高质量、更有实效的民主，是科学民主的好办法。

　　这一过程，是坚持标准、选贤举能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央领导机构人选酝酿，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把政治关，把牢廉洁底线。

　　“中央领导机构成员肩负时代重任，寄托着亿万人民的厚望，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来衡量。”谈话调研中，大家一致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应当政治过硬、对党忠诚，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是“两个确立”的坚定拥护者、“两个维护”的自觉践行者。

　　“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廉洁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树立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谈话调研中，许多谈话对象都表达了这样的意见。

　　是否敢于担当、勇于斗争，具有领导现代化建设的能力素质，是许多同志推荐人选的重要考量。大家说：“今后五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风险挑战严峻复杂，需要建设一个能够攻坚克难、攻城拔寨、爬坡过坎的领导集体。”

　　谈话调研既是对参加谈话人员的一次考验和党性教育，也是高级领导干部参与党内政治生活的生动实践。许多同志说，这次谈话调研纪律要求、保密要求非常严，整个谈话调研过程风清气正，彰显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成效。

　　这一过程，是严格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的过程——

　　综合各方面意见建议，习近平总书记就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原则和组成方案，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进行了认真沟通、反复酝酿。形成初步方案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再次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

　　新一届中央纪委领导成员人选建议方案，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方面经过酝酿讨论，向党中央提出。新一届中央军委组成人选建议方案，由中央军委经过集体讨论，向党中央提出。

　　2022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讨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建议名单。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一建议名单，决定提请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和中央纪委一次全会分别进行选举、通过、决定。

　　踔厉奋发，谱写崭新篇章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汇集了全党各方面优秀的执政骨干，他们将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事业和梦想在这里传承，奋斗和拼搏在这里接力——

　　10月22日，党的二十大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

　　这是一个凝聚全党意志、反映人民期待，值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充分信赖的领导集体——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标准，带头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能够适应继续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具有较强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敢于担当、敢于斗争，具有丰富领导经验和群众工作本领，是各方面党的执政骨干，在干部群众中有很高威信。

　　这是一个素质优良、结构合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需要的领导集体——

　　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由24名熟悉各方面、各领域工作的同志组成，都有较高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成员来源广泛，有在地方工作的，有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的，也有军队的同志。其中，11名同志是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提名，2名同志是转任提名，11名同志是新提拔的。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领导集体——

　　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进退比例比较适当，保持了人员和工作的连续性，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酝酿人选和征求意见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以对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高度负责的精神，主动表示退下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往昔已展千重锦，明朝更进百尺竿。

　　2022年10月23日12时许，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气氛热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步入大厅，同采访党的二十大的中外记者亲切见面。

　　镜头和闪光灯下，中央领导同志步履矫健、姿态从容。习近平总书记面带微笑，向大家挥手致意，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走向发言台，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成员衷心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表示一定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决不辜负党和人民重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始终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这是新时代领航者的自信、新征程掌舵人的担当，更是百年大党再续华章的指引、伟大民族迈向复兴的希望。

　　长风浩荡百年潮，砥柱人间是此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必将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踏上新的赶考之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中华民族在新时代新征程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重任在肩、光明在前，党团结带领人民铸就百年辉煌，也必将团结带领人民书写千秋伟业！(记者赵承、霍小光、张晓松、林晖、胡浩)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